情感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卦气”与“历数”,象数与义理

  “GuaQi”And“LiShu”,XiangShuandYiLiSipingNormalCollege,Siping,Jilin136000China  内容提要:中国古代的观象授时之“政”始于尧时创制的新历法于生产中的直接运用,故所谓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并非由《易》的象数派生;汉易卦气中讲的气、候依赖于历法的节气划分,对历法的进步并无价值可言;《易》的义理并非由象数派生而来,而是古人对天道和人道认识的成果,卦爻系统只是储存这种认识成果的符号;古代学术史上汉易衰亡的事实已经对象数易学与义理易学的地位与价值问题做出了回答。   Thepolicyofobservingheavenlybodiesandt,so-calledofficialruleofetiquettewhichlearnedfromuniversethencarriedoutpoliticalinstructionwerenotderivedbyYi’sXiangShu;QiandHouinHanYidependedonseasordivisionofcalendar,’answertotheproblemofXiangShuYiXueandYiLiYiXue’svalueandstatus.  关键词:易学/卦气/历数/象数/义理/YiXue/GuaQi/LiShu/XiangShu/YiLi  关于汉易卦气学的源流我已有专文考述,这里主要谈的是“卦气”与“历数”及《易》之象数与义理的关系问题。 这些问题既是易学研究中的基本问题,也是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问题。

  在讨论卦气学的意义时,有的专家认为:“必定是古人经过‘仰观’‘俯察’,对天地万物随节气变化而生、旺、墓、绝的发展规律有了明确的认识之后,以其八卦及六十四卦之象数建构了一个‘与天地合其德,与四时合其序,与鬼神合其吉凶’的象数义理合一的模式,并由此派生出一套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 ”(注:刘大钧.“卦气”溯源[J].中国社会科学,2000,5.  )我认为,说《易》和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皆以古人对天地四时的认识为基础,这是正确的;说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又是通过《易》的象数派生的则是错误的。

这种说法的错误就在于没有搞清《易》之象数和义理与“历数”之关系。   在尧以前,中国古人使用的是“火历”,以对“大火”即心宿二的观察来确定岁时,自尧时创制了太阳历。 《尚书·尧典》记尧“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期年三百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厘百工,庶绩咸熙。 ”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允厘百工,庶绩咸熙”,说的就是这种新历法直接运用于管理当时以农业生产为主的社会事物所获得的成功。

《论语·尧曰》说:“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 允执厥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 舜亦以命禹。 ”从尧舜禹之禅位皆以“天之历数”相传为重要内容来看,掌握历数是掌握社会管理权力的重要标志。 也就是说,这个“历数”本身就包括了历法和“敬授人时”以指导社会生产的意义,或者说它本身就是一种“政”制和治道。

这就是后来所谓朔政制度。 《大戴礼记·用兵》说:“夏桀商纣……不告朔于诸侯。

”《周礼·春官·太史》说:“正岁年以序事,颁之于官府及都鄙,颁告朔于邦国。 ”《史记·历书》说:“幽历之后,周室微,陪臣执政,史不记时,君不告朔。

”《谷梁传·文公十六年》说:“天子告朔于诸侯,诸侯受乎祢庙,礼也。 公四不视朔,公不臣也,以公为厌政已甚矣。

”这些说法表明,自尧以来夏商周三代确实存在着朔政制度,这种制度至春秋始渐废驰。

虽朔政制度自春秋始渐废驰,然其大致之义犹可从古文献中得知。 今传《夏小正》、《礼记·月令》、《吕氏春秋·二十月纪》、《淮南子·时则训》所记,反映的即古代朔政制度之遗义。 如《夏小政》说:“正月启蛰,雁北乡,雉震呴,鱼陟负冰,农纬厥耒,初岁祭耒,始用畼,囿有见韭,时有俊风,寒日涤冻涂,田鼠出,农率均田,獭祭鱼,鹰则为鸠,农及雪泽,初服于公田,采芸,鞠则见,初昏参中,斗柄县在下,柳稊,梅杏杝桃则华,缇缟,鸡桴粥。 ”《月令》曰:“季春之月,日在胃,昏七星中,旦牵牛中……桐始华,田鼠化为,虹始见,萍始生……荐鲔于寝庙。 乃为麦祈实。

是月也,生气方盛,阳气发泄,句者毕出,萌者尽达,不可以内。 天子布德行惠,命有司,发仓廪,赐贫穷,振乏绝。 开府库,出币帛,周天下,勉诸侯,聘名士,礼贤者。

是月也,命司空曰:时雨将降,下水上腾,循行国邑,周视原野,修利堤防,道达沟渎,开通道路,毋有障塞。

田猎,置罘、罗罔、毕翳、兽之药,毋出九门……。

”从《夏小正》、《月令》所记来看,其内容主要有历象、表明自然变化的物候、农事等生产活动的安排、祭祀及政令之所禁等。

这些内容实际可分为两个方面,一是历,一是政,讲历是为了施政,施政以明历为基础,反映的是顺天道以行人事的思想。 难道这本身不就已经是“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了吗?也就是说,《尧典》所谓“历象日月星辰,教授人时”,《论语》所谓“天之历数”,讲的都不只是历,而历和政,本身就是一种“政”制或者说治道,即将历法所代表的当时人们对自然律规的认识直接运用社会管理的活动中,这中间并不存在一个什么再通过《易》的象数和义理去派生的环节。

  业师金景芳先生曾经指出,中国古代《连山》、《归藏》、《周易》三易的产生不会在尧之前。

(注:金景芳.三易思想的产生不在尧之前[J].长白论丛,1992创刊号.)  其理由是,据《易传》的阐释,《周易》关于天道的认识及筮法模拟历数的取义等,这些思想观念只能产生于尧创制的历法之后。 有的学者在谈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源于卦气思想时也是举《彖》、《象》等传的言论为例的。 关于《周易》经传的关系,不是这里要讨论的问题,但有一点则是完全可以肯定的,即《易传》的天道观念、法天道思想肯定产生于中国古代历政文化之后并明显地受到了这种文化的思想精神的影响,这是没问题的。

如《系辞传》在讲《周易》筮法时所说:“象四时”、“象闰”、“乾之策二百一十有六,坤之策百四十有四,凡三百有六十,当期之日”;豫卦《彖传》所说“天地以顺动,故日月不过,而四时不忒。 圣人以顺动,则刑罚清而民服”;革卦《象传》所说“泽中有火,革。 君子以治历明时”。 很明显,这些说法都只能是有了明确历法知识才能说得出来的。

没有历法知识,人们对自然规律的客观必然性就不会有如此确定的认识,也不会产生自觉的明确的法天道顺应自然的思想。 也就是说,不是《易》的象数和义理派生了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而相反是中国古代历政文化的历算知识和尊重天道必然的思想为《易》的筮数和法天道思想提供了产生的前提条件。 另外,从传世的古代历政之书《夏小正》和《礼记·月令》来看,二书均只字未言及易卦,而二书所记时令之物候则几乎皆见于卦气说,二者孰先孰后,这是不难辨别的。 如果象有的论者所说,夏商已有卦气之学,《易》的象数和义理派生了法天地而施政教的王者之礼,则何以这些礼书却只字未提到易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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